论中国精神的辩证谱系
——基于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融合机理的探讨
叶子犀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与中华民族精神、红色基因、龙江精神等是内涵与外延的关系。众所周知，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是龙江优秀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两大精神融合机理研究为切入点，从哲学理论的高度阐释龙江精神、红色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深化对建党精神的理解。
关键词：建党精神；中国精神；红色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哲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阐释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是中国精神的核心内容和鲜明标识。可见，要深刻把握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需要梳理和论证中国精神、红色精神、地域精神的有机联系。
龙江精神是黑龙江地区红色精神的显著标识，作为龙江精神主要代表的四大精神主要有：东北抗联精神、北大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而仅大庆地区就涵盖了其中的三个精神。研究各大精神的融合机理，无论对于传承和弘扬龙江精神，还是对于把握红色精神、中国精神、建党精神的整体脉络，对于弘扬光荣革命传统、传承红色血脉，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探索北大荒精神和大庆精神的融合机理着手，在“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哲学视野和框架内，借助分析“部分作为整体中的部分、整体作为部分中的整体”的辩证法思想，进而阐明中国精神、红色精神、龙江精神、北大荒精神和大庆精神的有机联系。
一、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基本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也强调，要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可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是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义和重要举措。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龙江精神，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红色基因传承。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是龙江优秀精神的主要代表。其中，大庆地区就包含和融汇了其中的三大精神，而铁人精神又直接脱胎于大庆精神当中。因此，就大庆地区而言，大庆精神和北大荒精神是该地区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和龙江精神的核心枢纽。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弘扬和传承红色基因、地域文化、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浪潮中，在顺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北大荒精神和大庆精神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相关的理论解读和传承、弘扬的实践方式也开启了新方向，展现出新的面貌。从前“独立成型”“各自发展”的两大精神，因地缘关系，逐渐呈现出齐头并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现实样态。在大庆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探索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一体化发展的有效机制，成为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主题。
（一）北大荒精神内涵和发展现状
1947年，毛泽东做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伟大号召，由此拉开了北大荒开发建设的序幕。经过半个世纪开发建设，北大荒历经“创建开发初期”（1947—1955）、“建设发展时期”（1956—1966）、“曲折发展时期”（1967—1978）、“改革开放时期”（1979—2000年）、“现代化农业发展时期”（2001至今）几个发展阶段，已经建设成为现代化大农业的国家商品粮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基地。
自解放以来，北大荒地域共经历了十数次移民文化的冲击。上百万的移民大军给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带来了生命活力。延安荣军战士、铁道兵部队等领衔的十万军垦队伍，为北大荒带来了延安精神，北大荒也从此留下了军旅文化的烙印。此外，数万支边青年、五十多万知识青年和数万科技知识分子的纷纷到来，给北大荒带来了丰富多彩、富有时代和青春气息的知青文化。正是在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人民军队、支边青年带来的蓬勃青春、科技人员默默奉献的无私精神，外来移民带来的传统美德等多重因素的交融下，最终凝结成“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可见，北大荒精神是广大官兵、支边青年、科技人员、外来移民在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诞生的。
可以说，北大荒精神的孕育，直接来源于垦荒部队的军旅文化、支边知青文化，其源头即红色精神中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的红色基因是其核心，而军旅文化、知青文化是其肥沃的土壤。综上可知，北大荒精神的原初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环节:
1.“艰苦奋斗”，凸显的是拓荒者与恶劣自然环境之间的斗争关系;
2.“勇于开拓”，意指在开荒拓土中开辟新天地、钻研新技术、探索新方法、完善新管理;
3.“顾全大局”，意为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稳定，尤其在洪水、地震、非典、禽流感等特殊灾害时期，北 大荒垦区向各受灾地区及时输送粮食，为国家民族稳定大局发挥的重要战略意义;
4.“无私奉献”，指特殊的革命建设时期，广大官兵和支边青年背井离乡，为祖国奉献宝贵的青春和热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黑龙江垦区生产生活方式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北大荒精神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革不断丰富发展。过去的北大荒，当地人民的生活主题是与天斗、与地斗，向地球开战，向荒原要粮；而进入新世纪，北大荒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以“发展物质生产、维系日常生活、强调粮食产出”为主要目的。垦区发展提出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目标，特别是随着承载北大荒精神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迁校至大庆以来，北大荒精神开始在大庆地区播撒种子，北大荒的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与大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之间、北大荒文化建设与大庆油田文化建设之间、北大荒精神弘扬和传承与大庆精神弘扬和传承之间，出现了相互融通、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的发展势头。
（二）大庆精神内涵和发展现状
大庆精神也是在艰难困苦的创业年代，为建设新中国、摘掉“贫油国”帽子的特殊时期应运而生的。形成于石油会战特定历史时期的大庆精神，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获得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二次创业的实践中，大庆精神一方面保留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增添新内涵。
1981年，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完成对大庆精神“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内涵的精准概括。1990 年，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将大庆精神基本内涵拓展为“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2000年，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深化对大庆精神的理解，从自身角度的得出了大庆精神的新世纪解读——“发扬维护国家石油安全的爱国精神；发扬谋求企业百年成长的艰苦创业精神；发扬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求真务实精神；服务国家改革稳定大局的奉献精神”。2019年，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考察黑龙江重要指示和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大庆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争当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排头兵，中国共产党大庆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入挖掘和践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新的时代内涵的决定》，对大庆精神的时代内涵做了更深入的挖掘，提出“六十四字”新内涵，在原有大庆精神语境下，最终将新的时代内涵确定为：“政治坚定、对党忠诚”“高扬旗帜、引领振兴”“全面系统、开放包容”“改革创新、攻坚啃硬”“尊重规律、崇尚实干”“严谨精细、术业专攻”“勤勉敬业、真挚为民”“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等六十四个字[1]2-3。
（三）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相关研究的基本情况
在新时期，关于北大荒精神和大庆精神的凝练、概括和研究，以及传承和弘扬，主要由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东北石油大学、大庆师范学院等几所当地高校以及大庆市委党校展开，相关理论研究和探索，在依托大庆精神研究基地、北大荒精神学术交流基地以及相关科普基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研究所、北大荒精神与文化研究所、以及相关思政课研修场馆基础上，以教科研人员的科研项目、论文等形式展开探索和论证。
截至2020年底，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题的期刊论文、会议、报纸等研究共计4261篇；以北大荒精神为题的研究共计956篇。研究充分结合不同的学科和专业方向，从两大精神的历史发展源流、新时代的内涵、弘扬和传承方式进行阐述，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两大精神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下，作为龙江优秀精神的杰出代表，同时作为大庆市优秀精神资源和红色基因，北大荒精神和大庆精神逐渐形成独特的、具有地标性的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和高尚情操。在振兴龙江发展和大庆市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潮流中，二者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融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必然性。
当前，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研究尚存在以下问题：
1.两大精神研究各自独立发展，尚未形成区域性合力。
精神的孕育来自身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北大荒精神而言，它脱胎于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植根于农垦地区特殊的地域文化。因此有关北大荒精神的研究，在新世纪前后，主要围绕着“北大荒文化”这一北大荒精神沃土的研究，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有反映开发建设特殊时期的北大荒知青文学、北大荒版画、北大荒诗歌、北大荒影视剧作品，以及系列纪实作品等；进入新世纪后，有《北大荒全书》等代表性著作，分别从北大荒社会事业、北大荒政法军事、北大荒商务、北大荒工业、北大荒文学艺术、北大荒大事记、北大荒简史、北大荒农业、北大荒英模、北大荒摄影等十个大方面相近凝练北大荒文化的内涵。此外，进入新世纪以后，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在“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十六个字内涵基础上，提炼出“诚信、务实、创新、卓越”的北大荒精神核心价值观。
就大庆精神以及作为其特殊典型的铁人精神而言，二者也植根于大庆石油会战的特殊历史时期。大庆石油会战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的一页，由此开始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大庆油田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铸就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同时，在毛主席“两点论”“两分法”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实现了从钻研钻井技术、到实现科技创新、再到把井打到国外去的多次飞跃，从第一代铁人王进喜开始，在生产建设的数十年中，大庆精神通过一个个具有特殊典型的“铁人”精神得到凸显和呈现。而“铁人”身上折射出的铁人精神的内涵，都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忘我拼搏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科学求实精神、奉献精神等等优秀品质。大庆精神经由铁人精神的传承，出现从第一代铁人王进喜、第二代铁人王启民再到第三代铁人李新民的典型人物及其事迹的口述史、作品和相关报道，从中不断拓展出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内涵。
可见，无论北大荒精神还是大庆精神，都是植根于特殊的地域，在特殊的生产生活中涌现的优秀精神。两大精神的出现具有大的共同的时代背景，即建国初期国家的生产建设时期，但二者又有各自的地域特色，并且受到“现代化农业”和“石油工业”两个不同行业领域的制约，有关二者的研究都局限在各自领域，这是由一定的地域背景、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但随着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迁校大庆，使得大庆市产生了市校融合发展的实际需求，两大精神亟需融合一体，共同推动大庆市经济社会发展。
2.两大精神研究停留在思想意识表层，尚缺少哲学理论统摄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国内将北大荒精神与大庆精神进行比较，同时探讨二者相结合的理论研究较少。目前少数论文，从若干方面尝试着融合两大精神的，主要体现在：
（1）将两大精神溯源于延安精神，从对延安精神的先进性、开拓新、无私性的继承和发扬角度，阐述二者具有同根同源性[2]，但没有继续拓展同源的本质，以及每种精神内在的特殊性，以及二者相互融合的当代机制。
（2）从弘扬“闯关东精神、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大兴安岭精神和龙江交通精神”(简称“六大精神”)作为建设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提出要以“创业”为核心的内涵的融合关键点，从“面向未来”的维度，以规避“溯源过去”出现的整合几大精神出现的难题——①闯关东精神不为黑龙江独有；②大庆精神与铁人精神之间是并列关系还是互含关系；③北大荒、大庆、大兴安岭为地域划分，龙江交通为行业或部分划分[3]。
（3）简单梳理龙江四大精神的发展历史，以国家领导人的视察和重要讲话为线索，列举一些先进典型作为范例。
（4）梳理了民族精神、中国精神、红色精神的逻辑关系，从宏观上对中华民族自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来几乎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精神。其优点在于全面而丰富，缺点在于受限于文章篇幅，不能对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进行系统性发挥，以及从哲学学理上，对各精神的有机联系进行的再深入的解读[4]。
（5）具体阐述了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与民族精神、中国精神的内涵和联系，以及二者相互融合的时代需求，但仍局限在具体的内涵领域，未上升到哲学高度做统一的概括和总结。
以上是两大精神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以及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构架”，下面就该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
（二）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研究未形成有机联系的问题原因分析
1.在新世纪以前，早期的两大精神研究受限于特定地域，以及“现代化大农业”和“石油工业”两大行业领域的特殊性质，没有融合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两大精神研究抽象、孤立地发展，两大精神的汇流和渊源追溯，只形成了纷然杂陈的材料汇总，即质料因，没有阐明二者相互联系、持续发展共融的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
2.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大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顺应“龙江丝路带”发展、“黑龙江农垦体制综合改革”等形势和方针政策的提出，产生了两大精神相互融合的机遇和挑战。大庆市区域一体化发展、市校融合发展，离不开两大精神的引领和思想的指导作用。两大精神合流的动力因和目的因自上而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两大精神合流的理论阐述、融合的现实形式、传承与弘扬的未来愿景和理念图式，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3.近年来，不同理论在独立的视角基础上，从经济、社会、历史、教育、文化、宣传等等多个层面推动两大精神的合流，作出了许多理论尝试，但没有依托统一的哲学理论框架内做系统的梳理和阐发。因此存在三个方面的明显缺陷：
一是在精神的传承上，面对过去如何阐释其内涵的问题上，没有把革命时期的红色精神与建设时期的创新精神有机统一在一起；
二是没有把特殊地域、特定行业的两大精神统一到普遍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中国精神上来；
三是没有阐明普遍的民族精神、中国精神与特殊的地域精神，以及典型的具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总之，对于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内涵的阐发和融合机制的阐述，不能仅仅局限在大庆地域，或黑龙江省地区，而是需要同时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当中拓展其内涵，并通过哲学，特别是实践哲学视野中阐述其融合的机制。
三、北大荒精神和大庆精神融合机理的哲学透视
（一）以哲学为基本的理论视野
传统哲学发展至今，每个时代都存在矛盾、对立及统一性的问题。矛盾对立的概念系统，在古希腊时期体现表述为“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体现为“唯名”与“唯实”的关系问题，在近代体现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现代更多体现为“存在者”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问题体现在实践领域，尤其是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主要表现为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利的关系问题，可以用“个体性”和“普遍性”的对立范畴来标识。而我们运用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能让“个体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对立得以和解，形成有机统一。
（二）“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一体的辩证关系
在哲学的视野中，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整体，它自身既具有内在的目的因、发展的动力因，又有外显的形式因，以及组成这一个体的质料因。而因此从整全性来看，它是普遍性的完整整体，作为自身的表现方式，它又有自身发展的特殊表现，而这种表现又是通过每个个体来完成和实现。因此，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的民族精神，自身的本质、外显和完成，也具有“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三个特征，三方面不是不同的三个事物或三种性质，而是同一事物的三种不同的表现。
1.民族精神、红色精神、延安精神的辩证关系构架
（1）民族精神的普遍性。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贺信中强调，“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充分表明，大庆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单元和有机环节。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看来，特殊性是普遍性的构成环节。首先，民族精神即是普遍性本身，但它并非一个抽象的、停留在自身的抽象概念。也就是说，需将中华民族精神看作一个自身发展的、活生生的有机实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自我生长、自我超越、自我创新、自我完善和自身回复的理念。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具有自身历史发展沿革，具有民族自我意识的普遍认同感，是每个个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复兴和肯定的总源头，因此，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主观概念。仅就从主观上看，它显现为每个民族中的个人的普遍的民族自我意识；而从客观上看，它还显现为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机构和组织、伦理关系以及国家形态。民族精神不单有共时性的维度，还具有时代精神的历时性维度。
（2）红色精神的特殊中介。作为民族精神贯穿始终的核心，则是爱国主义的红色精神。从历史分期来说，红色精神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个阶段：
一是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精神的特殊性。红色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孕育而生的，它包含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五四精神”，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红船精神”，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形成的“苏区精神”，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形成的“渭华照金精神”，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百色精神”，处在中国革命艰难困苦时期形成的“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发展巩固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在沂蒙山区形成的“沂蒙精神”，全国革命胜利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
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红色精神的特殊性。抗美援朝战争孕育的“抗美援朝精神”，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培育和形成的“北大荒精神”，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培育和形成的“大庆精神”，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的“雷锋精神”，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产生的“焦裕禄精神”，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培育和形成的“红旗渠精神”，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培育和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 抗击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灾害中孕育的“抗洪精神”， 改革开放新时期培育和形成的“载人航天精神”， 抗震救灾过程中形成的“抗震救灾精神”[4]。
（3）延安精神的个别体现。从上述梳理可知，延安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精神这一特殊中介的个别显现。首先，延安精神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少数群体或八路军三五九旅部队特有的精神，而本身就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和军队具有的红色革命精神在延安地区的现实表现，因此它具有红色精神的基因传承，其次，它还是中华民族精神这一有机实体的反映和表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自身革命性、先进性、创新性、超越性的时代表现和缩影；再次，延安精神与红色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辩证统一、相互推论的同一，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中华民族精神是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从哲学上讲，就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关系，经由“红色精神”作为特殊的中介，使得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透彻明晰。
2.中国精神、延安精神、北大荒精神和大庆精神的有机统一
如前所述，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自身不是固定不变的僵化实体，而是具有内在超越性、创新性和自我革命性的、自由自觉发展的伦理实体。中华民族精神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自身具有了更为先进和丰富的具体内涵。因此，要将北大荒精神与大庆精神相互融合，需要在哲学视野中，重新理解和阐释中华民族精神自身的变革和发展，只有站在民族精神自身发展的实体性高度上，才能真正把握两大精神融合的有效机制和现实内蕴。
（1）深刻把握 “中国精神”之为新时期民族精神的普遍性实体。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可见，中华民族精神在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当代，用四个字来概括，就体现为“中国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普遍性的当代诠释。
（2）切实定位“延安精神”之为普遍性实体的特殊中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面对国内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重提“延安精神”，其理论意义不仅是“认祖归宗”的必要方式，亦或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干扰、尤其是原子式个人自由主义文化渗透的外部需求，更是在哲学层面上透视“中国精神”这一普遍实体、传承红色基因、贯穿“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辩证关系的现实要求。“延安精神”是“红色精神”在革命时期的表现，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的共同血脉。1954年，原南泥湾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将军，带领铁道兵开垦北大荒，将延安精神的种子播撒在北大荒大地上。1960年，中央军委从部队当年退伍兵中动员三万人,奔赴大庆新区，几万人的会战队伍从此踏上了艰苦创业的征程,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就此打响。
可见，北大荒精神与大庆精神，同根同源，二者皆是“延安精神”的个别显现。
（3）透彻理解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之为中国精神的个别体现。
进入新时期，大庆地区的两大精神重新汇流，而作为中介的，正是以红色精神为代表的延安精神。而这样的追本溯源和中介，其目的恰恰是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精神——这一根本实体的自由自觉地普遍认知和绝对认同。只有在对中国精神、延安精神、北大荒精神和大庆精神这一“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一体的辩证关系有了透彻理解，对三者关系视为同一实体的外化和特殊展开，才能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坚定个人的发展、个别地域的发展与民族精神实体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客观事实。
四、结语
从哲学的辩证法立场来解读中国精神、红色精神、各历史沿革的地域优秀精神以及具有典型人物作为代表的精神，是新时期构建中国精神及其分殊的理论尝试，本文以黑龙江四大精神中的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提供了一种针对中国精神这一普遍性实体和不同层级的特殊性、个体性有机联系的宏观构图，有助于推动建党精神的内涵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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