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一生两次自长安入蜀：一次是因使东川而入蜀；一次是回京后出为通州司马。第一次入蜀在元和四年（809年），自长安入蜀，所经驿站皆有诗作，辑为《使东川》组诗，序云：“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为予手写为东川卷。今所录者，但七言绝句、长句耳，起《骆口驿》，尽《望驿台》二十二首云。”第二次入蜀为元和十年（815年），三月二十五日下诏出为通州司马，元稹二十九日奉诏离开长安上路。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元稹奉命离江陵回长安，而后出任通州司马。在回归长安的路上，元稹有一首《留呈梦得子厚致用》，诗云：“泉溜才通疑夜磬，烧烟余暖有春泥。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暗落金乌山渐黑，深埋粉堠路浑迷。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这首写给刘禹锡、柳宗元、李景俭的诗显然带有同病相怜的意味。对于此去是否能获得境遇的改变，元稹是没有信心的，眼前景象与“魏阙”之间的地域阻隔带来的是眼前命运的变化，字里行间蕴含着苦尽甘来的苍凉感。窦巩有《送元稹西归》：“南州风土滞龙媒，黄纸初飞敕字来。二月曲江连旧宅，阿婆情熟牡丹开。”前两句讲述自江陵被召回的事实，后两句想象二月靖安坊旧宅的景象，话语间似乎为元稹绘制出一幅令人陶醉的长安行乐图。
元稹时常将一个阶段的创作文本分组或者编集。至京都长安后，元稹有《西归绝句十二首》讲述返程中及归来后对人事半消磨的诠释。这次回归长安，诗人将行经地、所见人一一述及，商山、蓝桥、丹河留下的记忆图景仍历历在目。不过，元稹很快就投入长安风景胜境之中。风景如画可入诗，如《小碎》云：“小碎诗篇取次书，等闲题柱意何如。诸郎到处应相问，留取三行代鲤鱼。”在长安期间，元稹与白居易、李绅等人度过了一段马上吟诗的惬意时光。还有部分酬和诗，如《酬卢秘书》《和乐天刘家花》《和乐天高相宅》《和乐天仇家酒》《和乐天赠恒寂僧》，这些都是接下来漫漫行旅的追忆资本。
长安行乐生活为时未久，元稹外出为通州司马，再次踏上入蜀的行旅。通州虽为上州，仍是瘴疠之地。经历过瘴疠折磨之后，惊恐之情自然再度袭来。临别之际，元稹有《沣西别乐天博载樊宗宪李景信两秀才侄谷三月三十日相饯送》，诗云：“今朝相送自同游，酒语诗情替别愁。忽到沣西总回去，一身骑马向通州。”赴通州的路上，元稹留下的作品并不算多，文本中的文化记忆留在了所经的驿站之中。四月，到青山驿，这是使东川曾经到过的地方。见景思情，留有《紫踯躅》《山枇杷》两首新题乐府。《紫踯躅》：“紫踯躅，灭紫栊裙倚山腹。文君新寡乍归来，羞怨春风不能哭。我从相识便相怜，但是花丛不回目。去年春别湘水头，今年夏见青山曲。迢迢远在青山上，山高水阔难容足。愿为朝日早相暾，愿作轻风暗相触。尔踯躅，我向通川尔幽独。可怜今夜宿青山，何年却向青山宿。山花渐暗月渐明，月照空山满山绿。山空月午夜无人，何处知我颜如玉。”踯躅即杜鹃花，杜鹃花开了，青山依旧在，此际的元稹二次被贬，与奔赴江陵的强烈苦难感不同，置身“山空月午夜无人”之境，文本充溢着难以排解的孤独感。“文君新寡乍归来”应该是安氏亡后而被召回的自况。纵然使东川之后有贬谪江陵的仕宦、婚姻的双重打击，元稹在路上即目即写，与白居易完成了全程对话，诗人将行走东川、江陵、通州之行联系起来观照自我。此行写到白居易的是《山枇杷》，此际一别，“何时共剪西窗烛”？当年使东川归来，元稹向白居易提起山枇杷之美，并思及史事而钟情于斯。诗云：“山枇杷，花似牡丹殷泼血。往年乘传过青山，正值山花好时节。压枝凝艳已全开，映叶香苞才半裂。紧搏红袖欲支颐，慢解绛囊初破结。金线丛飘繁蕊乱，珊瑚朵重纤茎折。因风旋落裙片飞，带日斜看目精热。亚水依岩半倾侧，笼云隐雾多愁绝。绿珠语尽身欲投，汉武眼穿神渐灭。秾姿秀色人皆爱，怨媚羞容我偏别。说向闲人人不听，曾向乐天时一说。昨来谷口先相问，及到山前已消歇。左降通州十日迟，又与幽花一年别。山枇杷，尔托深山何太拙。天高万里看不精，帝在九重声不彻。园中杏树良人醉，陌上柳枝年少折。因尔幽芳喻昔贤，磻溪冷坐权门咽。”山枇杷依旧开在青山，白居易依旧人在长安，而元稹的再次路过却是“又与幽花一年别”。此诗前半段记叙了当年使东川时经过青山驿所见景象，并自述与白居易交流的旧事；后半段则自伤身世，园中杏树，陌上柳枝，俱往矣，那挥之不去的今昔之感萦绕于字里行间。这两首诗与赴江陵途中所作《分水岭》《四皓庙》《青云驿》《阳城驿》构成对应关系。在写法上有两个区别；一是以花名为题和以地名为题的区别；二是因景写命运变化和因地写不平之意的区别。与使东川所作《黄明府诗并序》联系起来，则元稹善于从人、地、景中撷取触发点以述怀遣情。
元稹自长安赴通州的路上，再次经过并留下文字的还有褒城驿。此时窦群已离世，元稹《褒城驿二首》重思过往，“其一”即怀念窦群，诗云：“容州诗句在褒城，几度经过眼暂明。今日重看满衫泪，可怜名字已前生。”昔时所作《黄明府诗》中有“故友身皆远，他乡眼暂明”两句，此时再以“眼暂明”指陈旧事，而窦群已不在尘世间。“其二”想起“黄明府”，诗云：“忆昔万株梨映竹，遇逢黄令醉残春。梨枯竹尽黄令死，今日再来衰病身。”这首诗追记的是上次褒城驿遇到黄明府之事，一句“梨枯竹尽黄令死”由旧作《褒城驿》“已种万竿竹，又栽千树梨”中来，此时彼时两相对照，风景不再，人亦不再，诗人怎能不伤感满怀！“今日再来衰病身”则是自伤身世，元稹因左迁江陵而患瘴病，以“衰病”之身再赴通州，通州亦是瘴疠之地，此时的诗人早已不复有当年情怀。
过大、小漫天岭，拜见僧智藏。漫天岭在四川广元东北嘉陵江边。元稹有《题漫天岭智藏师兰若僧云住此二十八年》：“僧临大道阅浮生，来往憧憧利与名。二十八年何限客，不曾闲见一人行。”由此结合《归田》：“陶君三十七，挂绶出都门。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槔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再读此前所写的《寄昙嵩寂三上人》：“长学对治思苦处，偏将死苦教人间。今因为说无生死，无可对治心更闲。”元稹思绪万千，归隐、悟道均因人事变化而有所考量。
嘉陵江是诗人两次入蜀都写及的，后来自兴元回通州又有诗纪事。长滩是渠江上游流江的滩名，而渠江是嘉陵江支流。路过长滩，孤寂的诗人梦见友人李绅，这为他的行旅带来丝丝暖意。《长滩梦李绅》云：“孤吟独寝意千般，合眼逢君一夜欢。惭愧梦魂无远近，不辞风雨到长滩。”过苍溪县，仍是思人，乃有《苍溪县寄扬州兄弟》：“苍溪县下嘉陵水，入峡穿江到海流。凭仗鲤鱼将远信，雁回时节到扬州。”嘉陵江水继续流啊流，流经新政县，至渠州，诗人在孤旅中依旧满面愁容。《新政县》诗云：“新政县前逢月夜，嘉陵江底看星辰。已闻城上三更鼓，不见心中一个人。须鬓暗添巴路雪，衣裳无复帝乡尘。曾沾几许名兼利，劳动生涯涉苦辛。”苦旅之中难以安顿心灵，月夜下的嘉陵江水倒映出满天星辰，此际的诗人听到三更的鼓声而愈发孤独。回想起自己的入蜀之路越走越远，满身早已不见帝都的灰尘。置身名利场，颠沛流离中备尝苦辛。南昌滩是嘉陵江支流渠江的滩名。诗人至此，又有《南昌滩》，此诗先写“渠江明净峡逶迤”以描述实景，而后以“橹窡动摇妨作梦，巴童指点笑吟诗”引出人来，再好的风景人情都不能消解诗人的孤独感，“畬余宿麦黄山腹，日背残花白水湄。物色可怜心莫恨，此行都是独行时”。明净的渠江水，峡险水急中橹声摇动，农田、残花映衬的风土人情化作孤独落寞的背景板。上述诗作中孤吟、独寝、不见、独行融入其中，诗人孤身远行的孤独心情自然可见。
据周相录考证，本年五月元稹绕道涪州与裴淑结婚。元和十年六月，元稹到达通州，结果又大病一场，赴兴元治病。到通州后，元稹就见到题壁上的白居易诗，有《见乐天诗》：“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离开通州，直到元和十二年秋冬之际，元稹才自兴元返回通州，路过大、小漫天岭，有《漫天岭赠僧》：“五上两漫天，因师忏业缘。漫天无尽日，浮世有穷年。”这里所谓“五上两漫天”应指“元和四年出使东川来回两次、元和四年赴通州及自通州赴兴元两次、元和十二年自兴元回通州一次。”（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百牢关》可以为证，诗云：“天上无穷路，生期七十间。那堪九年内，五度百牢关。”诗句“那堪九年内”指的是元和四年至元和十二年，时间上完全相符。此外，元稹有《开元寺壁题乐天诗》：“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这首同样写自兴元至通州归途的作品，以见题壁诗的方式表达了对白居易的思念之情。行走在地图上的旅人因负重度不同而留下或深或浅的追忆痕迹，这些痕迹新旧叠加，为我们提供了情感世界的流动状态。元稹留诗在五次行经的地点，这些地点就是诗路的典型标志，每次经过留下的文本便成为人生行迹变化的影像。
元稹两次入蜀的行旅书写值得关注：一是这两次行旅书写是在不同心境下完成的，文本存在样态也不同；二是两次行旅有关于行经地的重复书写，为我们提供了入蜀之路上的创作文本。如果将行旅文本放在诗人所见与人、地相关的镜像中，就构成了唐诗史上的文化记忆样本。元和十年（815年）前后，以元稹、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这些正当壮年的士人群体告别了气志如神的慷慨往事。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行旅中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地域的迁徙中颠簸来去，一时之激情化作无限苍凉。尽管如此，元稹从一个起点跌落，刚刚看到曙光复遭遇日暮远途，不得不踏上一段又一段人生的漂泊行旅。不过，此后仍有人生的高光时刻在等着他，他回到长安，甚至成为当朝宰辅。出使东川是元稹的第一次入蜀，出为通州司马是第二次，这一个循环周期的图景深深地烙在元稹的记忆里，有选择地诉诸笔下。旧地重过，万千感慨融入深一脚浅一脚的行旅中，元稹在宦途颠簸中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元稹在个人的行旅记忆中提炼出聚焦点入诗，那些与文化相关的往事勾连着行旅风景，驿站、嘉陵江、县区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被记录下来，成为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一次回忆与另一次回忆交集的地域空间常常是情感记忆的焦点，而诗歌文本的叠加就形成了个体的诗路记忆；对于一个朝代的诗人来说，这个诗人走过，那个诗人又走过，彼此回忆交集的地域空间就会是文化记忆的叠加点，而一个一个个体的叠加就形成了群体的诗路文化。就唐诗之路研究而言，李白、杜甫、贾至、严武、元稹均走过出、入蜀之路，路上的风景与路上的回忆留在了文本之中。元稹行走在自长安入蜀路上的行旅记忆，呈现了一个时段中具有文化记忆表征的文学世界。唐代诗人不同身份、心境下的行旅书写形成文本集聚的不同样态，元稹入蜀行旅中创作的诗歌文本具有唐诗之路研究的样本意义。
（作者：田恩铭，系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
